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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文化源流新探(二)
时间: 2013-12-25 来源:不详
作者:叶舒宪
     
 
 六、秦人是通古斯人吗?
  将秦人视为西方戎狄的古代观点大大推进一步的是今人朱学渊。他受到司马迁那句一言九鼎的话之启示,继《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北京,中华书局,2D02)一书之后,刚刚又推出一部语惊四座的书,题目叫《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贞人》。
  朱学渊在该书中告诉人们:赢秦的族系渊源不是“中国”,而是所谓通古斯人,即以长城为界与汉族政权长期对峙的戎狄——匈奴——棘韬——女贞——满族这样一线贯串下来的北方游牧族群。
  书中作为证据的材料,主要是历史比较语言学方面的。比如说,通古斯人北迁以后,留在中原汉语中的通古斯词汇:公孙就是乌孙;徐夷、勾践就是女贞;等等。朱学渊还对司马迁的三代同姓谱系提出批评:“《五帝本纪》是一部‘公孙部落’,或‘乌孙部落’,或‘爱新部落’的传说。但由于中原语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司马迁和他的前人已经无法判定传说氏族名的异同,而用了许多面目全非的汉字,来记载了同音的姓氏,于是五帝人物就显得杂乱无章,又不得不以‘皆同姓,而异其国号’的说法来搪塞了。”
  朱学渊这种从比较语言学方面提出的观点,呼应着半个多世纪前人类学家的一个假说:六千年前通古斯人活跃在中原,后来才迁移到了塞外。提出该假说的是俄罗斯人类学者史禄国,他是费孝通当年在清华的老师。费孝通于1994年到河南参观了濮阳西水坡六千年前的古人墓葬中蚌壳摆成的龙虎图形,写出一篇题为《从蚌龙想起》的文章,推测新石器时代西水坡墓主人的身份或许就属于通古斯人。文章提到他的老师史禄国当年的重要推测:公元前3000年之际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是通古斯人,他们在公元前1000年时离开中原到达北方。
  费孝通在半个多世纪以后面对中原的史前文化遗迹,重提史禄国老师的假说,虽然没有作发挥,但是“费”这个姓却提示我们想到“费”与“赢”同出一家的情况。这种看似偶然的巧合中,就潜伏着进一步探究的重要线索。
  《尚书》中有《费誓》篇,讲的是西周初年鲁公伯禽东征讨伐东夷人的费国时的誓师宣言。《逸周书·作雒解第四十七》,周公东征平乱,“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倘若此处所记“熊盈族”即“熊赢族”的别写,则以“熊为其祖”的费氏费国当然也属于同系族群吧。而来自西方的周人到山东一带来征服东夷人中的熊图腾部落,就成为西周王权叙事话语中的固定套式。“熊盈族十有七国”的说法,表明了熊图腾部落已经结为联盟,其文化势力相当强大。如果周人以正统华夏族文化自居,那么这些崇拜熊为其先祖的夷狄之国,在他们眼中即使与黄帝正统或有血缘上的关联,也仍然属于叛乱者和要征讨的对象。如果这些熊图腾族群也还保留着东夷人普遍的鸟图腾,那就更明确了其与殷商人族群的文化关联。秦人就是这样兼有熊图腾与鸟图腾的文化。
  山东一带古有熊赢族聚居,体现在姓氏符号方面,就是“能”姓。这个本来表示熊的汉字,虽然今天用作姓的情况已经罕见了,但《辞海》的解释中仍然留有痕迹:作为姓,音耐,“唐代有能延寿”。唐代有姓能的,毕竟太晚了些。如果《辞海》编者参考来自地下发掘文物的第二重证据,“能”姓的出现例证就要早得多。可以说,能作为姓,早自商周时代就已经流行。如青铜器铭文方面提示了较早的例证:
  一是1980年9月山东省黄县庄头村出土的“能奚方壶”,是西周早期的器物。上面有“能奚乍(作)宝壶”铭文。
  二是能匋尊,也属于西周早期,现存故宫博物院,上有“能匋赐贝”和“能匈用作”字样。
  商末周初时,山东一带有能姓氏族活动,这和《逸周书》所记“熊盈族十七国”以及《尚书·费誓》所反映的费国势力,形成了一种吻合对应。这是否意味着上古东夷群团文化有通古斯人的血统呢?
  朱学渊论证秦人与女贞人同源,举出过一个可能是语音巧合的证据:秦始皇名叫“赢政”与大清雍正皇帝名叫“胤禛”实为同名,共同出自女真人名“按春”的谐音。窃以为这样单靠发音相似作为文化同源证据,似不如直接举出汉族以外的诸多北方民族以费为姓氏者,如匈奴有费氏,党项有费听氏,满族人也有费氏的情况,更加直接和有力。因为北方民族在历史变迁中遗留着费氏这个符号,非常清楚地和秦人之女祖“女华生大费”,以及“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的说法相互对应上了。至于司马迁说的“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不正反映着通古斯人在中原与夷狄之间的迁徙变化轨迹吗?
  当年史禄国教授通过北方人种体质测量数据得出的中原通古斯人假说,如果还原到司马迁所记秦人文化脉络的历史语境中,显然能够得到非常有力的旁证。
  从“赢”这样包含熊在内的文字造形,到“费”这个足以将秦人先祖大费同北方通古斯族群联系起来的姓氏符号,我们对秦人种族文化渊源的探询总算理出了一条较清楚的头绪。但是,从中原迁往北方的通古斯人与在西北起家兴邦的秦人,他们之间的关联是如何开始的呢?这样的提问就意味着:西北与东北的文化区域互动,还需要在文献记载和人种学推论之外,找到史前学的印证。
  七、史前玉文化的证据
  近年来史前学方面给出的重要线索,是北方红山文化与西北齐家文化在玉文化上的对应与相似。而在这两种史前玉文化的对应背后,考古学者提出更大的史前文化区域间的互动,即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联系与相互影响。
  齐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联系,也许不光是如苏秉琦说的,通过山西太行山一线的交差融会,构成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互动关联;而毋宁说就是位于今甘肃宁夏的齐家文化,以内蒙古草原之路为通道同红山文化连成一个整体的玉文化传播带,也就是以内蒙南部为纽带,把东北与西北看成一个非定居的渔猎和游牧文化大区。换言之,齐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关系,在人文地理学上看,恰好对应其中古以后的文化后继者——西夏和辽金的关系。而所有这些边缘文化相对于中原文化的关系,又犹如汉帝国与匈奴的关系。提出这种解说,其比较重要的佐证在于,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今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河北北部的一些地方相继发现了史前玉文化的遗迹,甚至还发现了标准的红山文化类型的玉器,如玉龙等。在这些史前玉文化的发现中,陕北延安和神木等地的新发现玉礼器群最为引人注目。因为陕北紧邻内蒙古的地理位置恰好处在北方红山文化和西北的齐家文化之中间区域。这里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即夏代及先夏时期出现成批量生产的玉礼器,包括玉斧、玉钺、玉铲、玉璧、玉璋、玉琼、玉人面像和玉鹰等。陕北的史前玉礼器传统,显然不是当地孤立的文化独创,而是接受了东西两方面的同期文化影响下之产物。
  更加值得关注的还有新近出土的红山玉器实物,居然是来自陕西关中地区的春秋战国贵族墓葬中。如凤翔县南指挥镇战国中期三号秦墓出土的红山文化熊龙,以及凤翔县上郭店村春秋晚期墓葬出土的红山文化勾云形玉佩。这两件玉器,是典型的红山器形,非常清楚地表明在春秋战国时陕西地区的秦人还保有着史前遗留下来的红山文化玉礼器。可惜的是,这个意味深长的重要发现,只是在玉学界和收藏界有些人注意,而史学界和神话学界则还没有看到什么反应。这也许是由于历史时空上的巨大差距,阻隔了我们发现其中联系的思路吧。
  以上从秦人图腾的溯源闻题,讲到史前期北方游猎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联系与互动。这种融合历史与考古的宏观视野,足以将傅斯年考察中国文明发生所提出的著名假说“夷夏东西说”,给予新材料和新视野的修正和补充。
  八、两对师徒的宏大假说
  经过前面的引用介绍,我们已经对费孝通与史禄国这一对师徒所提示的中原通古斯人假说有所了解。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来自体质人类学研究的一种观点。下面要提示另一对师徒的更新一些的观点,其视角是来自考古学界的。老师是前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的苏秉琦,弟子是前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大顺。苏秉琦以倡导中国考古学区系类型学说而名震海内外,郭大顺以亲自参与红山文化牛河梁等地的发掘而著称。
  1979年,在西安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其话语背景是:如何突破数千年中国史学正统的藩篱,不带历史偏见地面对东亚大陆上新发掘出的古文化遗存。苏秉琦将这个观念上的突破,看成是他们这一代考古工作者的责任。其解说原话如下:
  第一,应该把被歪曲了的历史恢复它的本来面貌。这就是,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点,必须改变,恢复历史的原貌。
  第二,必须正确回答下列诸问题,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等。
  正是这样一种除旧开新的自觉意识,引导着苏秉琦的学术思路。三年之后,他在河北省蔚县召开的考古座谈会上讲话说:中华民族是个大熔炉。最复杂、最具典型性的是长城地带这个熔炉。又过了三年,他在山西省太原市召开的“晋文化座谈会”上说,所谓晋文化有双重属性,可以作为中原古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以作为北方古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更值得注意的是,晋文化是中原和北方两大古文化区系间的重要纽带。晋南陶寺文化能够异军突起,成为夏文化的重要基地,这和它同时吸收了史前中原与北方文化的养分是分不开的。这样的系统认识,发展到90年代初,终于形成了“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这样前无古人的宏伟设想。我们看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卷,即由苏秉琦主编《远古时代》一书,可基本明确他“六十年圆一个梦”的大致情况。至于远古时代和司马迁所记述的五帝时代如何衔接,这个难题留给了他的弟子郭大顺。
  如果说,史禄国的弟子费孝通因为没有直接继续老师的研究课题,而在晚年时发出无限感慨,那么,郭大顺在苏老师去世(1997年)后推出的《追寻五帝》(2000年)一书,则以实际行动对先师未竞事业作出最好的呼应。
  郭大顺以一个考古学者的身份试图介入历史研究领域,对于zO世纪前期疑古时代以来视为畏途的“五帝”时代,重新给予梳理和再建构。这种气魄确实惊人。但由于这部书是在香港地区出版的,内地读者大多没有看到,所以影响郁艮《追寻五帝》的问题意识显然直接来自苏秉琦,行文风格有时也十分接近。苏秉琦在《远古时代》“后记”里说,80年代中期编写该书时,就召集包括郭大顺在内的几位考古学者进行讨论。所以,老师的基本立场和主要观点,学生早已心领神会。比如说,中国文明史从夏代写起,“这样一来,在世界古文明史上,中国就只有四千年的文明历史,这比列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两河流域、埃及晚了近一千五百年”。
  不过在我看来,这种立论出发点是值得商榷的,那似乎染上了大陆学人在民族情绪影响下的一种习惯。即主观上要为民族国家作贡献,就以有意拉长本国的历史时间为研究宗旨。不过,郭大顺要求研究者将探索五帝时代的目光,不再局限于中原地区,而要更多地考虑中原以外地区。这一观点虽来自老师,但弟子的进一步发挥还是具有冲击力的。因为他不是凭空说这些话的,而是以参与发掘北方红山文化的实际经历和多年考古研究经验为基础的。这样就显得底气十足。比如下面一段重申苏秉琦观点的断语,就绝非一般从事文献研究者所能够写出:
  五千年前,先进文化因素不是在中原而是在中原以外的地区首先出现的;周围对中原的影响往往大于中原对周围的影响。
  复原五帝时代的历史,并非遥远的将来或幻想!而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
  作为依据,郭大顺将新发现的红山文化的宗教礼仪建筑群,包括坛、庙、冢在内的完整体系,看作文明古国的雏形,并认为这些特征恰好可以显示中国文明起源的特殊性。从考古发掘的文化遗迹,向历史文献中的传说时代延伸,就有了燕山地区黄帝集团与中原地区华族集团形成对峙的五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尽管这些立论还有待进一步的小心求证,郭大顺还是给新世纪的中国文明起源讨论揭示了承前启后的重要线索。
  如果他能够借鉴史禄国一费孝通的中原通古斯人假说,再到中原的新郑黄帝故里考察一下熊庄的熊图腾遗迹,那么,也许就不会武断地认定黄帝集团只在燕山一涿鹿一带定居和活动了吧?
  九、熊图腾:中韩文化的纽带
  有熊氏黄帝集团不仅开启了虞舜时代以及鲧、禹、启的夏代熊图腾神话之先河,并且通过颛顼而将熊祖信仰传承到秦、赵、楚等国的广大地域,而且还通过通古斯人的亲缘族群的传播作用,一直将熊图腾神话植根到朝鲜族的远古记忆之中,遗留下一笔目前东亚地区保留最完整的熊母生人神话。
  2006年5月通过答辩的韩国博士姜承哲,在其学位论文《中国太阳英雄神话与韩国檀君、朱蒙神话的分析》中,从北方民族迁徙移动的大背景上看待中韩神话的关联与互动。其一般观点从另一侧面印证了中原通古斯人在熊图腾神话源流传播方面的至关重要角色。下面是摘自该文的两个逻辑推论:
  汉族文化和狩猎牧畜民东夷族一部分文化融合后形成了复合文化层,再套上了骑马民族文化而诞生了朱蒙神话的顺序不难而知。
  朱蒙神话前部分的解慕漱的降临和柳花的人身化明显属于夫娄神话系统。已经居住在韩半岛和满洲一带的檀君神话口演集团营生了初期农耕文化。在这里接收融入了汉族的感应型的东明神话,然后再融合以日光感应型神话的骑马文化而完成了朱蒙神话的叙事文化的构造。朱蒙神话包括了东明系和夫娄系意味着新出现的骑马系统朱蒙集团统一了整个扶馀,其中一部分同勿吉合并形成了琳褐,散居在东满洲和黑龙江以及兴安岭发展为女真族。
  如今,要判断韩国的神话构成之中,存在着与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的各个民族相同或者相通的要素,看采不会有太大的争议。檀君神话作为熊女祖先类型的故事,和中国鄂伦春、鄂温克入的熊图腾神话如出—辙,其文化渊源上的同源性质,也十分清楚。需要探讨的问题是,通古斯系的熊图腾神话是否和黄帝集团以及黄帝族的后裔文化有直接的关系呢?
  既然我们已经意识到,人类学家提出的中原通古斯人假说,考古学家提出的红山文化为黄帝族文化假说,给朝鲜檀君神话的发生背景提供了重新理解的契机。那就是把从黄帝族到赢秦族的中华文化主干民族,同远古活动在自中原到北方的通古斯人直接联系为同一个主体。这样,黄帝族和熊图腾的关系,朝鲜祖先神话与熊的关系,就可以放置在同一个通古斯文化源流的范围内来思考了。其结论自然会有出人意料的效果:熊图腾信仰及其神话叙事,乃是联结黄帝一华夏民族与朝鲜一韩民族远古文化记忆的共同纽带。
  虽然汉字记录下来的古文献中,没有留下完整的黄帝熊图腾叙事,只留下一些与熊罴相关的蛛丝马迹,但是我们可以参照口头传承下来的中国的满一通古斯语族熊图腾神话,以及可记录下来的朝鲜檀君神话,甚至还有日本阿伊努和北美印第安人的同类神话,相对复原出黄帝熊图腾神话的大致线索,使这一失落已久的文化遗产重新为当代人所了解。
  至于通古斯语族熊图腾神话与牛河梁女神庙出土的熊塑像、积石冢出土的熊龙玉雕之间的联系,我想不会由于有了一两种推论或假说,就限制后人进一步探询的目光。随着新的考古发现的不断问世,也许终究有一天,会有更加确切的解答吧。
  作者简介:叶舒宪(1954-),男,北京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西安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吉林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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